算力要轉化為新質生產力，需要與數據、算法等新型生產要素深度融合，形成多模態的應用場景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釋放出產業動能。只有“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分工協作、有機結合，才能推動算力變革不斷向縱深發展，為新質生產力長足進步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算力，即計算力，其本質是信息處理的效率，衡量着以計算機為載體的信息系統完成計算任務的能力。從廣義上看，算力涵蓋算法創新、並行計算架構、大數據處理平台乃至產業生態等諸多維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加快形成全國一體化算力體系”。《求是》第6期也刊文指出，“算力是新質生產力，算力網是促進全國範圍內各類算力大規模調度運營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的重大意義之一在於，它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抓手”。就在5月7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進一步集聚發展新型算力賦能新質生產力若干政策》正式發佈。

　　作為數智時代生產力之源的算力，正定義着新的生產力形態和國家治理模式。有研究表明，計算力指數平均每提高1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分別增長3.3‰和1.8‰。算力為數據、算法等新生產要素賦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向社會各領域滲透融合，由此對經濟運行規律、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乃至國家治理理念等帶來深遠影響。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本質是算力的競爭

　　經濟學通常將生產力定義為單位投入所創造的產出數量，反映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的效率。算力所驅動的新質生產力，正是將這一內涵由物理空間拓展到了數字空間，它以數據和算法為關鍵生產要素。

　　當前全球算力規模呈現高速增長態勢，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全球計算設備的算力總規模2023年已達到1369EFlops（EFlops指每秒進行百億億次浮點運算的能力），增速每年達到47%，預計未來五年全球算力規模將以超過50%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全球計算設備算力總規模將超過3ZFlops（ZFlops指每秒十萬億億次浮點運算的能力）。訓練大語言模型所使用的數據量和參數規模呈現指數級增長，帶來智能算力需求的爆炸式突破，晶片製程工藝也突破了“摩爾定律”（即“集成在一塊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大約每兩年增加一倍”）桎梏，算力密度指數級增長。以GPU晶片為例，過去10年中，英偉達GPU的AI推理性能增長了1000倍。必須指出，算力絕非單純的技術紅利，更應被視為重塑生產力、重構社會形態的革命性力量。

　　算力競爭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大國的戰略選擇。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晶片和科學法案》，旨在增強美國在晶片領域的優勢，提升其算力基礎設施水平和創新能力，通過差異化產業扶持政策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關注的任何國家”在該領域展開不公平競爭。該法案本質上將加劇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曲。歐盟的《2023-2024年數字歐洲工作計劃》也提出，投入1.13億歐元提升數據與計算能力。美國、中國、歐洲、日本在全球算力規模中的份額，分別為34%、33%、17%和4%。基礎算力和智能算力方面的競爭，均以美國和中國為第一梯隊。搶佔算力制高點已成為主要大國不約而同的選擇，誰掌控了算力優勢，誰就能主導未來的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從而掌握新型生產力樣態的發展命脈。

　　算啟新質：算力驅動了新質生產力

　　算力要轉化為新質生產力，需要與數據、算法等新型生產要素深度融合，形成多模態的應用場景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釋放出產業動能。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應用，將帶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推動社會形態的系統性重構：一方面，算力驅動的智能化生產，催生出柔性製造、個性化定製、服務型製造等新型生產方式，推動製造業從大規模生產向大規模定製轉變，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另一方面，算力驅動的智能化服務，正在重塑人們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催生出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新型服務業態，推動服務業從標準化供給向精準化供給轉變，極大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算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遵循“算力+數據+算法→新質生產力→多模態應用場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新型社會形態”的作用路徑。

　　算力驅動的新質生產力將引發經濟範式轉變，實現從工業經濟到算力經濟的轉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正在推動經濟發展動力從“資本-勞動”向“算法-數據”的範式轉換，大算力驅動的算力經濟正在顛覆傳統經濟學的核心範式。

　　算力作為新時代核心的生產要素，為新質生產力的爆發提供了關鍵驅動力；新質生產力的崛起反過來又推動了社會各種運行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深刻重構變革；社會發展進程的階段性特徵，也將不可避免地反饋到並影響算力形態演化和新質生產力的生成路徑。

　　算力引發新型治理樣態

　　算力驅動的新質生產力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力形態，正深刻改變着政府治理的形態、對象、主體和生態，引發了治理形態的“脫域化”、治理主體的彌散化、治理對象的精準化、治理生態的“泛在化”。

　　上述四種治理樣態的根本性轉變出現以後，政府與政府、政府與社會、線上與線下將逐步實現全方位互聯互通，治理活動由此突破了地理區域和組織邊界的限制。政府的職能、作用和治理方式也將不再局限於物理邊界和傳統的行政手段，而是通過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逐步實現治理活動的數碼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政府還將整合多源異構數據，運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對不同群體的特徵和需求進行精準畫像，實現對治理對象的精細化、精準化管理。“泛在網”則是指通過互聯網連接各種設備和物品從而實現智能化、自動化、數據化。算力的廣泛滲透和應用，使得治理系統從相對封閉走向泛在融合，呈現出鮮明的“泛在化”特徵。

　　實現算力驅動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算力正加速成為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的核心要素，算力驅動的新質生產力正加速推動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走向數智文明。面向算力時代的國家治理，其理念、模式、手段正經歷深刻重構。一方面，算力驅動的新質生產力引發了社會結構分化、利益關係調整，對國家治理提出了全新課題。在此背景下，國家治理理論須加快從經驗型走向數據型、服務型，以適應社會治理日益呈現出的複雜性、動態性特徵。另一方面，算力、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的變革性運用，使國家治理能力建設逐步進入嶄新階段。在治理實踐中，政務大數據、數字孿生、人工智能輔助決策等新技術新應用加速落地，推動治理流程不斷再造、治理模式不斷優化，進而帶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統性重構。

　　實現算力驅動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政府和市場要在錯位發力中形成合力。在算力基礎設施供給方面，政府要在前瞻性基礎研究、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發揮關鍵作用，着力破除“卡脖子”難題，營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在技術創新應用方面，則要更好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通過創新激勵機制，充分調動龍頭企業、中小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同時，還要大力弘揚開源文化，加快建設開放融通的創新生態，以開放促進創新、以開放促進發展。總的來看，只有“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分工協作、有機結合，才能推動算力變革不斷向縱深發展，為新質生產力長足進步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作者米加寧 系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公共管理系主任，《公共管理學報》主編）

原標題：算力、新質生產力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責任編輯：李楓、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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